text／Judie picture／Claire
到上個禮拜前，如果要我討論失去，我會引用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，形容失去的無所謂，就如同擁有的無所謂。 我第一次有意識地面對失去，是國小一年級的時候。有一天我回家，照慣例要欣賞隔壁姊姊送我的，蘋果造型、壓著馬車浮水印的便條紙。這便條紙實在太美，我一直捨不得用，只會每天拿著他讚嘆而已。但我打開抽屜，卻發現便條紙不翼而飛！ 我衝到樓梯口大叫， 「家裡遭小偷了媽！！！」
只見我妹悠悠地轉頭。「喔我今天拿他去幼稚園跟大家分享了啦，這樣比較好交朋友。」
即便那時候只有小一、即便時至今日我們還是常常拿這件事開玩笑、即便我現在還是常常懷疑他是不是拿我珍惜的便條紙去用（在文具這方面我可真是個保存狂），我卻清清楚楚地感覺到，在六歲的我心裡面，突然對失去感到無能為力，以至於也沒有什麼好計較的。已經送出去的蘋果便條紙回不來、就算對著妹妹爆罵一通也無濟於事，為了能夠平心靜氣繼續活下去，選擇遺忘、看淡失去，是唯一的做法。
直到幾天前我看了蜷川實花的DINER。 蜷川實花的第三部導演作品DINER，裡面最精彩的橋段，是廚師Bombero一直在他做的甜點裡面放硬幣，讓客人吃不到完美的甜點。廚房助手看不下去，自作多情地在上菜前先把硬幣拿出來，如此一來，這個舒芙蕾的味道就和客人的媽媽所做的一模一樣了。她滿心期待地看著顧客，等待他的感謝、等待他的幸福，對方卻一個瞬間殺紅了眼，拿出了槍掃射餐廳、也殺死了自己。
對這個老主顧來說，一直來找Bombero、一直吃和媽媽一樣的味道、又在品味完畢後發現那麼一小點缺陷，是他重複這慣例的動力。如果這次還有一些不圓滿、說不定下一次會更好，只要在死前還有機會更好，我就會繼續積極的活下去。但一旦這微小的缺陷及失去不存在，人世間就再也沒有什麼值得留戀了。
我反思自己之前對「失去」如此鄙夷的態度，想到自己身為一個拍片的人，何嘗不是仰賴失去的心情去追求更好的作品呢？我的故事總是圍繞著祖孫議題，因為在阿嬤離開那天，我沒有在她臥榻旁、陪她走完生命最後一程。這個永遠不會改變的事實，總讓我覺得體內有一塊肉已經被挖出來，放在她骨灰罈裡面、和她一起等待消逝。那是一種除非我也離開，否則永遠不會消失的悲傷。而為了要填補這悲傷，我必須做很多事，比如說拍片，拍完這部，就再拍下一部，然後或多或少的，都偷偷把阿嬤放在裡面一些。
我總是用歡樂的方式去形容失去，那是一個轉化的過程，去告訴自己沒關係，只要明天再努力就好了；去告訴觀者，我們雖然已經失去，但我們還可以為了明天而努力。 這樣想來，人也可真是矛盾的個體，我們總是一方面自我安慰、追求一個心靈上的功德圓滿，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失去那不圓滿，否則就沒有自我激勵的動力。
用作家葉揚的兒子，羅比總裁的話來說，這樣的矛盾，就是大自然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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